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名誉教授马颂德（Massoud Amin）4月12日在《中国日报》撰文称，随着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至125%，美对华关税已经高达145%。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包括对美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125%。
文章指出，美国的政策转变足以表明，其贸易发展战略又后退一大步。新关税政策并非基于可靠的经济模型、公平贸易规则以及互惠原则。相反，它建立在一个将双边贸易逆差转化为关税百分比的公式之上。其逻辑是：逆差越大，惩罚越重。
这一框架忽视了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即货币流动、全球采购、劳动力分工和消费者需求。
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但这并未影响其经济发展，而是同就业增长、创新和投资并行不悖。归根结底，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和较高的国内消费水平导致美国商品贸易长期失衡。加征关税无济于事，只会抬高物价、扰乱供应链，并导致外交关系更加紧张。
美国新一轮关税战缺乏基本逻辑。越南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不到10%，却被后者加征了46%的关税。欧盟的贸易壁垒与美国相当甚至更低，却被加征了20%的关税。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并无人类永久定居点，也没有重要的出口产品，却被加征了10%的关税。由此可见，美国的关税政策并非基于战略考量，而是由“粗暴算法”决定，并未考虑实际情况和基本逻辑。
文章进一步表示，市场已经做出相应的反应。随着投资者全力应对通胀、动荡和报复性关税，债券收益率飙升。跨国公司正在冻结投资、推迟订单，并想方设法绕过美国海关。加征关税非但没有重振美国制造业，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导致资本外逃。
关税战将迅速对美国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分析师估计，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家庭平均每年的支出增加3800美元。受影响的产品包括日常必需品，比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暖通空调系统、服装、医疗设备和婴儿配方奶粉。一些小企业已经开始倒闭。亚利桑那州一家光伏企业和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服装初创公司警告称，它们无力承受价格冲击。这些并非个例，而是经济萎缩的早期迹象。
从外交角度来看，后果同样严重。中国的反制措施将适用于美国所有出口产品，包括飞机零部件、能源产品、半导体和农产品。与此同时，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对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则正在考虑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
受加征关税影响，主要盟友认为美国政府难以捉摸且居心叵测。很显然，关税战并未导致中国被孤立，反而让美国成为“孤岛”。
文章回顾称，2018年的贸易战已经让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局限性暴露无遗。虽然美国钢铁行业一度享受了关税的保护，但美国经济却受到了冲击。加征关税及随之而来的反制措施导致美国失去了大量就业岗位。美国政府从未兑现制造业复苏的承诺，却让美国人承受了物价上涨、供应链中断的后果。
历史已经发出警示。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提高了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许多国家也因此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额下降了66%，加剧了大萧条。虽然《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并未直接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冲击了全球经济。贸易战不能促进经济稳定，只会适得其反。它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出更多问题。
文章指出，美国还有更好的出路，比如真正推进产业发展战略，加大对自动化、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区域供应链的投资。为此，美国需要协调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合作，瞄准半导体、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关键行业；美国需要遵守规则，而不是单独行动，以免引发报复、破坏信任。
我们可以理解关税保护主义背后的经济挫败感。然而，当前的政策工具生硬、无效且具有破坏性。如此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非精准施策，而是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政治作秀。
若美国欲维持全球领导地位，那就必须展现领导者风范。为此，美国政府需要保持一致性、协调性和可信度，这些无法通过新闻发布会上的最后通牒和Excel表格计算出的惩罚性税率来实现。美国推行的政策应当立足于事实，而不是受愤怒情绪驱使。
美国是时候放弃令人苦恼的政治秀了。世界紧密相连，风险如此之高，华盛顿不能将即兴表演伪装成国家战略。美国必须停止将改变贸易逆差作为目标，而是要为共同面临的挑战找到解决方案。
文章最后强调，世界不需要更多的算计，而是需要好的领导者，美国应该找到正确的方向。
在6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2025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MWC上海2025）上，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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